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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：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，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，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。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，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。例如，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，而我们熟知的白瓷，也源于中国。同时，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，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。我的著作《莲与龙：中国纹饰》（Chinese Ornament: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）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，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。许多装饰图案，如特定的花纹、植物图案等，最初可能源于西方，随后传入中国，被中国工匠改造、创新，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，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。这种文化交流，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。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。

　　韩国宪法法院内外均有猜测称，“为避免争议，存在两案同时宣判的可能性，从而延长审理时间。先对驳回可能性较高的国务总理案进行宣判，会对尹锡悦的弹劾造成影响。”(完)

尽管路途遥远，但球迷们的热情丝毫未减。据介绍，此次“龙之队”向沙特足协团购了1500张球票，其中有国内球迷，也有在沙特的华侨华人。此外，还有许多球迷通过官网购票，他们中有的是从阿联酋、卡塔尔等周边国家赶来的。这样算下来，预计当地时间20日晚，中国队与沙特队比赛时，中国球迷人数将超过2000人。

　　据了解，北京地区花粉发生有两个高峰期，春季的3月下旬到4月下旬，以柏科等树木花粉为主；秋季的8月下旬到9月下旬，以葎草属、蒿属等草本植物花粉为主。花粉传播受气温、降水等气象因子影响较大，受城区热岛效应和风向等影响，总体来看，同时期花粉浓度城区比郊区高，西南部比东北部高。

　　岛安林场场长张迪介绍，在种植灵芝前，职工们对场地进行了彻底消毒，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选育的菌种适应性强、产量高、品质好，在落叶松树根处进行打眼种植，确保了灵芝的优质生长。整个种植过程中，岛安林场恪守生态环境保护原则，坚决摒弃使用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化学肥料和农药，在确保灵芝品质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林场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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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：我认为，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，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，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，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，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，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，在我之前，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，我认为《莲与龙：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，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，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，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：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，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，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，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，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（Ionic capital），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，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，在书的最后几章，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，比如龙和凤，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，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，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：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，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，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，在本土发展，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，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，这似乎微不足道，但实际上，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，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，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